五月下旬，李先生和盛庸平安三人，共同写好了一份方略。朱高煦大致看了一下，觉得颇有道理，便立刻召集心腹文武数人商议。
时辰不甚恰当，李先生把卷宗送来的时候，已近酉时了；待大伙儿陆续来到前殿书房，太阳刚刚下山。不过此时倒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
云南夏日草木繁茂，最特别的地方是虫子和鸟雀很多。白天有各种鸟儿争相鸣叫，晚上虫子又会出来凑热闹，甚至在汉王府里也时不时能听到蛙鸣。
唯有太阳下山、到夜幕降临这短暂的时间里，鸟叫虫鸣十分神奇地一齐禁声了，天地间安宁异常。
朱高煦走到前殿书房外时，见周围百步之内、四川都站着军士，闲杂人等不准靠近；书房门外的一张方桌上，放着几把佩刀。他走进房里，回顾左右，很容易就看清召见的几个人都到了。
“李先生”、侯海，盛庸、平安、王斌，文武官员一共五人，都是汉王府心腹大|员。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宦官，王贵侍立在侧。大伙儿纷纷抱拳执礼。
“免了。”朱高煦随意地双手抱拳道，他看了一眼书房中间的大书案，上面已经摆好了几张大地图，便说道：“在桌子旁边找凳子坐，咱们坐近一些，说话听得清，地图也容易瞧见。”
众人纷纷道谢，围着长方形的桌案坐下。朱高煦坐在正对着门的上位，李先生坐在他对面，两人离得很近。
朱高煦径直说道：“请李先生先说方略。”
“下官遵命。”李先生抱拳一拜，他埋头看了一眼桌案上的地图，不动声色地清了一下嗓子。
李先生开口不紧不慢地叙述道：“西南各次大战之后，汉王府实际占据云、贵、川三地。进出西南的道路有数，且无不崎岖曲折，敌军进攻困难；我们无须太过分兵，有便于防守腹地之利。几经大胜、厚赏将士，伐罪军官兵又有士气之盛。
然我军不能困守西南，必得东出。
今伪帝兵马甚众，人数仍远胜于我。依照守御府北司等细作陆续报来的消息，下官认为，敌军在湖广部署了京营、各地卫所军，或有四十到五十万人之间；广西有张辅部十余万人；京师估计尚有二十余万至三十万精兵。
因贵州之役以前，敌军预计能攻破贵州，欲进军四川，故湖广军主力应在荆州。除此之外，吴高军在常德府；湖广布政使司治所武昌府，岳州府、长沙府等重镇也部署有不少兵马。待我军东出，京师的敌军仍有可能继续往湖广调动。”
朱高煦只是点了一下头，没有吭声，以免打断李先生。
于是李先生继续说道：“此役将进军大江以南地方，湖广江西等地江河湖泊极多，决不能轻视的是水军！大明水师皆握伪帝之手，源于巢湖水师，而今战船千计兵多船广；且战力极强，除‘靖难之役’末陈瑄不战而降外，大明水师尝未有败绩。显而易见，我们凭借四川水军，首战绝非敌军水师对手。
大江（长江）、洞庭湖、鄱阳湖、湘江、赣江等水域皆控于敌手。
伐罪军若不能在大江江面抗衡敌军水师，则从四川东出便几无胜算。
另一条路走贵州入湖广道，攻常德府，也是十分不利。入湖广道道路崎岖，伐罪军主力人数过多，运粮不便。我军方入湖广，便要面对凭借城池的吴高军十万众。时日稍加拖延，则敌军各路从四面云集；伐罪军施展不开，只能背靠入湖广道运粮，若不能突围、陷入消耗大事休也。
若绕行进军长沙府、潭州府，则前方是水宽一里以上的湘江，江面皆控于敌军水师之手；后方吴高军威胁入湖广道，切断粮道退路。我师无论渡江与否，皆进退两难。”
李先生指着地图上的一条线道：“故下官等商议，上呈‘立足湘西，伺机合战’之策。
先以两路大军合击广西布政使司，南路云南军趋田东，中路贵州军趋柳州府。张辅军北上迎战，则我师两路伺机合击张辅军；若张辅军退避，广西之两路大军北进桂林府，占据广西三司，以调集军粮。
然后以北路人马进军入湖广道，佯动进军沅陵、常德府；大军至辰溪，却折道东南，走这条路去宝庆府、武冈州（新化县、邵阳）。同时南面两路大军从桂林府北进，与北路军会合。
到那时，伐罪军主力占据广西北部、湖广湘江以西地盘，可增设湘西布政使司，以治理湖广湘江以西之地；仍以桂林三司统领广西北部诸州府。敌军湖广军主力前来，王爷便可率军与敌合战！只要胜一场大战，可夺敌军之气，山川阻隔再不能挡王爷锋芒矣！”
朱高煦微微点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那粗劣的地图，好一阵没说话。平安盛庸也参与了制作这个方略，肯定是赞同的。而王斌侯海二人也没轻易吭声，过程有点复杂，他们不一定能马上了然。
朱高煦一边看一边想，心里琢磨着各个步骤。李先生论述得不太详细，但朱高煦还是大概想明白了其中干系。
比如采取分兵东进的策略，应该是考虑到道路和补给的实际问题，一条路上的人越少，行军运粮都能少出问题。从贵州东出，有雪岭山脉、大大小小的重山阻隔，并不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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