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以来币制昏乱，各地诸侯豪强多有私铸钱币的。更有董卓这样的肆意妄为之辈，胁迫朝廷废五铢钱，而以极其粗制滥造的小钱来替代。这一来，延续数百年的货币体系几乎崩溃，到玄德公入蜀时，益州、荆州边远地带物资交换，几乎全都已经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这时候，钱币只能用于成都周边的繁华区域，而对于军府来说，只要牢牢掌握大宗货品如粮食、盐、铁、蜀锦的流动，就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军政架构。
后来朝廷重铸五铢，乃至发行直百大钱，首先是用于维持军队和官员体系内的物资流通，其次用于实现贵金属和大宗货品价值的稳定挂钩。
有了可靠的货币、再有了受欢迎的大宗商品，益州、荆州、交州等地的商贾便不断向中原拓开商路。由此朝廷在市税、工税、訾算等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满足了连年征战的巨大消耗，得以在军事方面不断进取。
但是，随着朝廷的力量不断扩张，掌控的领地愈来愈庞大，需要维持的军政架构也翻着跟头不断增长，只靠着往河北中原走私这一条腿走路，非长久之计。且不谈别的，哪天曹丕发个狠，全力阻断商路，难道大汉朝廷上下就跟着喝风？
总得找出个替代的渠道来，缓急之时，也能支应。
所以……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张飞身后屏风上，那幅巨大的西域地理图。
也不知怎地，厅堂里似乎有好些人呼吸粗重。
昔日博望侯使月氏、大宛、乌孙，遂凿空西域，贯通河西走廊，此后三百年，汉家在西域统辖三十六国万里之地。汉之威力行于绝域，万里折冲，无不如志。
如今，新生的汉室雄心勃勃，朝中文武自上而下，多激励奋发、胸怀进取之志。或许重定中原、河北尚需时日，可区区西域，难道能放着不管？
怎能坐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那些地方，长久游离在朝廷管控之外？
怎能坐视鄯善、龟兹、于阗等国妄自尊大，不知汉室重兴的消息？
更不消说，打通西域能获得多少商业上的好处！那可绝不能放过！
如今的朝中重臣，如诸葛亮等人，都是极有远略的大才。而此时杨阜、赵昂等人，更都是世代居住在凉州的大族代表。他们之所以推翻马超，投入朝廷怀抱，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搭上朝廷的便车，分享贸易之利。
一旦朝廷透露出有贯通西域，重开丝路的念头，许多人闻风而起，全力推动，立即将这个念头转化成了不可遏制的大潮。
在张飞从汉阳回到成都之前，这样的会议，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了。
诸葛亮本人就直接主导了其中多次，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谈及实际利益，简直不像是通常儒生作派。而这更使得凉州籍的官员们放开了胸怀，将他们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倾囊而出。
朝廷对西域的了解，由此不断加深，对当年的丝路贸易，也花了大力气去反复剖析。
在众人看来，原先的丝路贸易，看似绵延万里，其实是由许多短距商路拼接而成的。
汉家商旅的往来线路，大致以长安为东端，敦煌为西端，绝少更进一步。过了敦煌以后，月氏、康居等族胡人商贩再以层层传递的方式，将货物运过西域长史府的辖区。待到西域以西的数万里路途，自然也还是这样层层传递。
这样的货品贩卖方式有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汉家的西域长史府，其实只是为存在而存在。商贾们以胡人为主，他们的通行线路，依托于西域诸国，他们在路途中数次十数次转手的利益，也大都落到了西域的胡人手里，与西域长史府无关。
在此局面下，汉室在西域有政治上的利益，却乏经济上的收获。于是每到中枢衰弱，西域立即就遭放弃，想维持也没有维持的理由。
此番朝廷意图经略西域，却不会像当年那样做。
当年姜冏说服凉州大姓抛弃马超时，就有过一个粗略的构想。后来凉州归汉，姜冏又特意上书，详细陈述。
他的想法是，由凉州汉人出面，囊括益州、荆州、交州等地的豪商，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商业团体。这个商业团体以汉阳为中心，收集各地特产，全程贩运，直接横穿西域长史府，至少抵达大月氏的领地。
这样一来，少了沿途西域诸国的盘剥，每一项货物的获利，至少能在本钱的三五倍！而每一趟所运出的货物数量，至少能比层层转运时多出倍数不止！
当然，如此的财源，不可能把西域诸国隔绝在外。商旅沿途需要补给点，断然离不开沿途绿洲。汉家也愿意与西域诸国合作，把商路拓展繁荣。商路愈是繁荣，往来的商旅愈多，需要的商队补给点乃至市镇就更多，甚至有可能在旧的商路以外，开拓出新的商路。
由此一来，所有人俱得其利。
不过，汉家天威久不至玉门关外，难免有些胆大妄为的西域小国不肯合作，乃至觊觎眼前的利益，纵兵为患。那就需要朝廷以武力临之，惩罚这些小国，特定情况下，不妨绝其国祚，另立新王。
谁来当这个新王，自然要看漫漫商途中，哪些部落恭顺，哪些部落有用，哪些部落心慕汉化。新王继位，少不了汉家朝廷在后头为之撑腰；而新王则更需遵循汉家的要求，为汉家的西域长史府，乃至汉家朝廷的利益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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