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前世，研究这段关于汉室文化的制度时，刘弘就曾为古人的智慧而感叹不已。
——将地方势力强行迁入首都，难道只是为了宰富户，割韭菜？
其实并不是。
陵邑制度对政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主要的，还是缓解社会矛盾！
道理很简单：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造成的最大威胁，从来都不是武力反抗，亦或是影响行政效率。
而是一个令所有封建政权都头痛不已，却又始终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大趋势：土地兼并。
从秦汉到隋唐，从两宋到明清，封建政权一只没能解决，并因此导致‘三百年王朝周期律的’，都永远是这个无解的命题：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
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有过以‘赐田爵’勾引六国民众入关做秦人的政策；明太祖朱重八，也曾在鼎立朱明王朝初，为天下大义而大治贪官污吏，更不惜人皮实草，以做震慑。
而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在统一了神州大陆之后，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也曾做出过绝大多数开国皇帝会做的决定：授民田爵。
简单来说，就是发地：每家每户一百亩，家家都有，童叟无欺；条件就是在官府登名造册，建立户籍。
为了得到太祖高皇帝赐予自己的一百亩田地，在秦末战火中躲进深山老林的百姓纷纷从山上走下来，在官府登记好自己的姓名，领了专属于自己的身份户渎，并自此在田间扎下根来。
只一项《授民田爵令》，就让汉室初残垣断壁，百废待兴的神州大地，在短短几年内重新焕发了生机，二十年后的今天，天下人口就已经恢复到了秦统一天下时的水平。
但是，困扰每个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已经在汉室逐渐繁荣的背景下，悄然拉开帷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下百姓都因为得到足够的田亩而扎下根来，社会生产秩序也已经重回正轨，现如今，汉室已经从‘经济复苏’时期，逐渐进入经济增长期。
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底层百姓受到影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汉室鼎立时，天下人口不过一千五百余万，户近二百万，可耕作土地面积约为一万万七千余万亩。
将近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分一百亩田，一万万七千余万亩田虽说不上绰绰有余，却也还勉强够分。
——大不了就是关中行大亩，关东行小亩（半亩）嘛！
但经过二十多年，即将近一代人的休养生息，以及更多的前秦遗民从各处‘桃花源’中走出，使得汉室人口已经暴涨了一半，来到了二千二百余万人，三百余万户！
做个简单的算术题，就能明显的发现：一万万七千万亩田，分给三百余万户人家，每户能分到的，也就是五十亩左右。
而‘一夫五口治百田’的标准，便源自于：一百亩田地的产出，在保证一家五口的吃穿用度，缴纳国家要求的税赋，以及各种日常支出的同时，还能稍剩下一些，以做备用。
也就是说，一户有五口人的农户家庭，至少要有一百亩的田地，才能保证其生存环境处在安全线以上；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巨大的支出，否则就不太容易破产。
即便是按‘吃八成饱，穿七成暖’的人类生存最低要求来算，一户有五口人的人家，也起码要有五十亩田，才能保证饿不死。
五十亩地，产出粮米一百五十石左右，其中一百二十石作为口粮，十二石作为农税，八石作为口赋，剩下的十石，就是用来穿衣取暖了。
如今天下三百余万户人，要想让他们家家户户都拥有一百亩田地，就需要至少三万万亩农田。
而实际状况却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汉室可耕作土地面积，才刚刚从汉初的一万万七千万亩，增长到了二万万亩。
更让刘弘感到沉重的是：在天下二万万可耕作田亩当中，还有将近十分之一的部分，在彻侯勋贵手中！
——汉初彻侯百四十五，即便按人均食邑千户来计算，那也是将近一千五百亩的田地！
按照‘三百余万户，一万万八千余万亩田’来计算，平均每户田亩不过六十亩。
也就是说，如今汉室每一个农户家庭，其拥有的土地面积，理论上都仅仅比‘每户五十亩’的最低标准高出十亩！
六十亩地，年产粟米不过百八十石，去掉口粮、税赋、穿衣等刚需，剩下的可支配部分，竟只剩下四十石，合钱不过三千钱！
一家五口每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居然只有三千钱，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信号：如今的汉室，还处于一个相当贫穷的地步。
为了缓解这个状况，并让汉室尽快走上富强之路，刘弘不可谓不努力。
——先是粮食保护价政策，给农民的收入上了一个安全锁，以保证情况不会更糟糕。
之后的宿麦播种，更是在缓解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同时，让农民收入肉眼可见的翻了一番！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那汉室即便富裕起来，也很难让国家吃到红利——相较于坐拥百亩田的农户，无疑是那些手中动辄数十顷田亩的豪强富户，更容易吃到时代的红利。
等时间久了，即便百姓一点点富裕起来，其收入增长也很容易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反观地方豪强，倒是会实打实的‘身家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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