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顺朝廷内真的有不少人，有点“真心诚意”地想要帮帮法国。
因为，当初跟着刘玉搞扶桑移民、黄河改道，以及参与刘玉跑路后李欗的边疆铁路、基建工业和政变的一些“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老人，还没完全死绝。
这批人心里很清楚，这法兰西啊，要出大事。
他们未必能够想到激进的共和这种“在旧欧洲看来像是瘟疫”一样的东西，或者说也未必担心这个。
而就是很纯粹地从地缘政治、经济上解读。法国要是真出大事了，欧洲也要彻底乱套；而欧洲一旦乱套，会因为经济因素，把问题传导到大顺身上。
当然，这里的“出大事”，并不是只有“重农学派”或者“自然秩序”来背锅。
而是说，他们的对立面，科尔贝尔主义，实际上也是在打着“托中改制”的旗号。
并且，他们的改革，埋的雷，可比重农学派大多了。
怎么理解这个“托中改制”呢？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所以大顺是对的。
问题是，大顺的制度，到底是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还是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是世界头号帝国。
所以要改制，肯定要托中。而本身，法国又是欧洲科尔贝尔主义的策源地，法国又有浓厚的科尔贝尔主义的传统，这也使得反重农学派的这批人，举着大顺和科尔贝尔的双重旗号。
简单来说，大顺这边对法国的新国王，相当不看好。
当初刘玉评价上一代法王，这事很多实学派的老人都知道。说路易十五纯纯的机会主义的头子，你看着吧，这机会主义的毛病，改也难。
不管是当初脑子一热就要把胜利都压在夺取汉诺威逼英国和谈上、还是后来汉诺威方向失败又要孤掷一注造船登陆英国上，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
而到后来，大顺下场，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路易十五的威望提升，准备改革，更是把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展现的淋漓尽致。
要改革，就得先动巴黎高等法院——怎么理解这个巴黎高等法院？用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些故事里，类似满清的八王议政。不要以为顶着个高等法院的名头，就是啥好玩意儿，这和《大宪章》之类的玩意儿类似。
然后，果然就机会主义了。还没准备好呢，直接就把巴黎高等法院给掀了。啥啥没准备、没有提前布局，脑袋一热觉得有机会，卡就给掀了。
总的来说，在大顺这边，对路易十五的评价，因着刘玉带的头，不高。
但是，高不高的，相对来说的。
等到了这一代，大顺这边，对路易十六的评价，就两字：崇祯。
爱好改革。
但是跟他妈的翻烧饼似的。
今天重农学派上，闹出事来，撸掉，全部推倒；换上重农学派的对面，科尔贝尔主义，闹出事来，再撸掉，全部推倒；再换上重农学派……
改革这玩意儿，哪能跟翻烧饼似的？政策三年一换，而且一换就是直接倒过来？
这么改，还有个不出事？
而且，这两派，全都打着“托中改制”的旗号，弄得大顺现在浑身都是屎。
如果说，重农学派的改革，用大顺这边的成语，叫“托古改制”。
那么，科尔贝尔派打着大顺旗号的改革，那纯粹就是“东施效颦”。
重农学派的问题，这里不必提了。
而科尔贝尔派的改革，则和刘玉当初临行之前，和李欗的那番对话，有着直接关系。
具体到更具体的东西上，铁路。
再具体点，也和李欗当初面临的问题有点相似：改税制、改土地所有制、搞均田，不敢。
而铁路，大顺这边做了个榜样，确实带动了大顺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
所以，法国这边也要修铁路。
技术倒不是问题。
问题还是钱。
重农学派的改革，是要直接触动旧势力的利益的。
杜尔哥的改革，无论是士绅一体纳粮、募役法、打消法国内部的区域性经济、取缔行会等等，无一不是触动旧势力的利益。而且，因为过于激进，尤其是粮食出口不限制的政策，直接导致了面粉战争，是以把底层也得罪了。
翻烧饼之后。
科尔贝尔派如何才能上位？难道要继续重农学派的改革，触动旧势力？
显然不是。
上位的雅克·内克尔，看着大顺的经济发展、铁路基建拉动的快速工业化，觉得这是一条路啊。
科尔贝尔主义，本身就是要求国家管控，或者叫官办经济。
同时又不想触动旧势力。
那么，内克尔就提出了口号，叫“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里的民，显然指代的是贵族阶层，因为要把重农学派的改革翻烧饼嘛。
历史上，是因为路易十六执意要卖头援美。
援美，得花钱。
钱从何来？
某种程度上讲，内克尔的这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还真不是吹牛。至少，在北美独立战争那段期间，法国是真没加税，内克尔是真把钱弄到了。
咋弄的？
法国老传统。
约翰·劳那一套：财政部直接下场搞金融诈骗，吹泡沫。虽然早晚要炸，但没炸的时候，确实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这个泡沫咋吹的呢？
养老年金。
朝廷背书、财政部出面：10%的年息，活一年给一年。你活十年，你就回本；你活二十年，你就大赚。你要活三十年，那你占大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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