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正确思想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至少在货币到底是什么、该不该货币贵金属化、该不该复征实物税的问题上，明末这些启蒙学者是通过社会实践、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比较符合直观逻辑的想法。
盛世主动打开大门交流，和那种已经落后之下被人敲开大门被迫交流的很多想法、逻辑，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后世的人，觉得一些正确的东西，此时的人并不觉得正确。因为……因为对面好像也没强到哪去啊，此时也就那么回事吧，凭啥对面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里面终究还是类似那个“儒学是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来其中的区别。
比如大顺放开和欧洲的交流，刘钰要发展海军，天文学是航海术的前置科技，所以大顺恶补了天文学的最新发展。
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关于天文学里面的一些知识，如赤极、黄极这样的概念。
而大儒们肯定是要解决“西洋人知道，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这是基本的骄傲。
所以，所谓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恒星右旋之枢，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未有。遂有大儒曰：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于西人也。
就是说，天文学这种知识，是科学。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一些人惊诧于六大经书里居然没有记载。
而骄傲的人，就需要证明，说不是没有记载，是你们根本不懂先贤到底在说什么。比如“璇玑玉衡”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黄道极，这是做了个比喻。《周髀》里已经说过了，只是你们不懂其深奥，胡乱瞎理解而已。
这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是好事，因为现在的大顺，不是被人打到哭爹喊娘，觉得敌人不可战胜的时候。
得多脆弱、多没底蕴的文明，被人超越一点，就吓得觉得要全面反思，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种问题，甚至最大的幻想都是觉得自己可以当二等人，至少比黑种人高一等的程度。
这种考据式的贴合追赶，当然是好事，可以在科学问题上，尤其是数学、天文学、代数学等问题上，无缝贴合地追赶学习，并且极大地抵消了抵触情绪。
但在数学、天文学这些“理工科”范畴之外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
且不说，现代化，是一种全世界共同摧毁旧时代残余，共同取其精华搞出来的一套东西。
只说治国、理政、经济学、赋税制度、殖民、工商、政治学这些东西，这和数学天文学还不一样，凭什么就叫此时的骄傲的士大夫，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正确的、对的呢？
况且，对面这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也没见得有啥过于高明的理论，甚至很多此时现有的理论是根本无法解决大顺面临的困境的。比如所谓的自由贸易理论，哪怕是原本历史上，亚当斯密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用了取巧的方式给出了个特别解释。况于现在，刘钰都开始与荷兰买办合作，到处走私的背景下了。
船坚炮利追上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所谓工业化带来的差距，也就那么回事吧。追上燧发枪、调整好税收制度、解决炮兵技巧，凭着体量，当个压路机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刘钰和林敏关于盐政改革的分歧，或者说刘钰和大部分大顺官僚、士大夫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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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顺的主流思潮，源于对前朝那条恶龙的反思，前朝的残影至今笼罩在大顺的头顶上。
这种残影的笼罩，类似于宋极力避免唐末藩镇武人乱政的教训，搞出了一个宋。
明到底因何而亡？
明亡时候，士大夫们是进行了集体反思的。
反思的一个结果，就是相对心学异端的反而动之，最终引发了崩塌式的对理学的反思。
而在治国理政上的反思、经济制度上的反思、税赋制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不是凭空的反思，而是针对大明末期的种种乱象的反思。
国祚近三百年，哪怕后世，三百年的时光，也足以湮灭很多东西。
况于此时。
明末的反思，更多的是反思明中晚期的种种乱象。
归结于一条鞭法的。
归结于横征暴敛的。
归结于白银货币化的。
归结于税收制度的。
当然，也包括盐政制度、货币制度、税收问谁收、工商业发展等等。
但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生活在英国，所以他在手工业已经发展的英国，写出了国富论；而法国那群人生活在法国，所以法国大革命之后，搞出了雅各宾土改。
明末士大夫的种种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历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无处不在的融化在躯体里的仁义道德所凝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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