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受到的这三个冲击，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性导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
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
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太极、气、理的概念。
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他本就是耶稣会的人，又是专门来中国的，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
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某日夜读《尚书》，读到汤誓一文，念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时候，猛然一悟。
随即翻阅《旧约》，“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我也听到了。我下来，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
翻完《尚书》，就看《旧约》，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出埃及，和汤武革命，是否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在巴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产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样，但只要精神内核一致。
圣经本身，旧约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
夏桀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听从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这和出埃及相较。
是否其精神内核，可以认为，汤武革命、出埃及记，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
能对着《尚书》、《易经》把《圣经》理解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际、飞到天外去了。
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可他内心的想法，又实在不敢跟别人说。
这种话，没法说，这已经不是耶稣会上帝、祭祖祭孔这么简单了，而是简直要让自己精神崩溃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迷糊，便多看书。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蒋友仁从墨家的“兼爱”中，又坚定了诸多他内心已经萌芽的种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爱，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兼相爱、交相利，通过彼此的爱，达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稣会的这些会士，一方面儒家经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对墨家的那种爱，是以蒋友仁在这其中寻找他所理解的爱，与先秦异端的爱之间的异同。
看了半天，只觉得，他们耶稣会理解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爱，是无偿的、没有功利性的。
为什么会有他理解的这种区别呢？
蒋友仁觉得，翻看圣经，经常可以看到神对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爱。
弱者、穷人、受侮辱者，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到好处的。
因为神这样去偏爱那些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所以这种偏爱，造就了他们的爱的无偿性、无功利性。
人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们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说不通的区别——人间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爱弱者穷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人间的爱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性的。
既然爱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人、受侮辱者的偏爱，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爱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爱这些人，为什么却让这些人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而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由于大顺下南洋的军事行动。
在下南洋的军事行动前，刘钰途径邦加岛的时候，从那里即将暴动的锡矿矿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中，有几个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死硬分子。
当初刘钰把这些组织者抓走，不是因为同情他们，刘钰看来他们要走的那条路纯粹扯淡。
而是担心他们起事不成，那些大顺下南洋之后相当优秀的基本盘、兵源、人口，被他们这种纯粹扯淡的路搞得提前被人屠戮干净了。
是以当时把几个领头的全都抓走，直接瓦解了邦加的矿工起义。如今大顺下南洋之后，刘钰学英国人当年的殖民手段，以强制买断的方式，让那些矿工合作自己去干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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