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绍兴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春闱大考在洪亮的钟鼓之中正式开始。近一万八千余举子云集贡院号舍之中，为了他们自己的将来和这个国家的将来而奋笔疾书。
方子安便是这一万八千人中的一个。此次方子安的号舍在玉字第二十九号舍。号舍的编号乃取自千字文的顺序，玉字来自于‘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一句。因为考生众多，所以此次贡院增盖改建了不少临时的号舍，方子安所在的玉字号号舍便是年后才临时改建的号舍。但条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一样的低矮逼仄，一样的潮湿阴暗。
和解试大考不同，春闱大考的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自神宗朝宰相王安石变法之后，大宋朝廷的科举取士的原则发生了一些不小的变化。原本王安石对科举的变革是要将那些死记硬背的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内容一举革除。而专以经义、论、策论来取士。目的其实很明显，便是摒弃华而不实的诗文能力，代之以更能体现举子思考和做事能力的政论性和务实性的文章来选拔人才。只可惜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被上上下下攻讦的体无完肤，骂的狗血淋头，导致这种变革其实只坚持了数科便被废弃。
直到金人铁蹄踏破汴梁城头，大宋徽钦二帝都成为金人的阶下之囚，半壁江山都沦丧了之后，很多人才突然意识到当初王安石变法是多么的必要。王相公的一系列变法都是围绕着‘富国强兵’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当时确实出了不少的问题，但其确实是国家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如果当初能够坚定一些，忍住当时的阵痛，也许那场灾难便不会发生，那场耻辱便不会成为所有大宋君臣百姓内心中的巨大隐痛和羞耻。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时间也不会回头。但在朝廷南渡之后，有识之士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在科举之事上朝廷现在采用的是部分改变取士手段的办法。便是在解试中依旧按照前制，保留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内容。但是一旦通过解试进入到春闱大考的阶段，则取消诗赋帖经墨义等内容，代之以三场大考。第一场考经。经分大经和兼经，大经乃《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五经，兼经是《论语》《孟子》。第二场则考论，一般以史上之事就事论事。第三场考策。顾名思义，是要针对一些具体事件或者时事进行论述并阐述解决办法。策字本身便含有寻求对策之意。
不得不说，这对于选拔真正的人才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当然万事皆有变通，这些年朝廷的科举试题不痛不痒，根本不触及痛处，对于一些敏感之事遮遮掩掩，其实便是有些人不肯放弃固有的想法而变相的对抗和掩饰行为。
第一场和第二场的考试方子安自觉还算顺利，毕竟不管大经还是兼经，以史而论的题目都不算难，方子安这三年多来也不是白白浪费的，而且肚子里的那些他人的文章也不是摆设。这种时候，方子安自然是能借鉴便借鉴，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这可是关乎能否顺利入仕的关键时刻。而且那些题目也老套而无新意，又是那种只谈风花雪月不理世态炎凉的风格。
到了第三天，策论题下来之后却是一个让方子安很是惊讶的题目。题曰：世事万物皆有兴盛衰败，潮起潮落，月盈月亏循环往复。有衰便有兴，万物如此，社稷亦然。中兴之策为何？中兴之道为何？如何才是真正的中兴？试论之。
这是一个论中兴之道的策论文章，这个题目很大，也很敏感。特别是在眼下的情形之中，能出这种题目显然是不同寻常的。方子安想到了前两天史凝月告诉自己的事情，此次春闱大考的主考官之一便是史浩，能成为主考官之一，不仅是说明史浩的才学德望，也说明了一件事，双方的争夺其实很激烈。在大考这件事上，如果主考官都是秦党之人，则取士的标准则一定是合乎秦党之意，那些举子们将来也极可能会成为秦桧的门徒。主考官不仅有出题监考之权，也有阅卷取士之权，在这种事情上是绝不能放任秦党把持的。史浩的加入定是这种斗争获得的成果。
而这道题虽然很笼统，但方子安几乎可以断定这是史浩出的题。秦桧一党是绝对不会出这种会引发争议的策论题的。这道题目往纸上一摆，字里行间便有一种刀光剑影的味道。因为，中兴一词其实正是大宋朝廷上下，官员百姓口中和心中常常听到和想到的词。
方子安一整天都没有动笔，因为他很犹豫自己该如何切入。这种题目其实有多种角度，若打安全牌的话，可以结合如今的局面，大谈皇上如何英明神武，如何将一个烂摊子变成如今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力如何强盛，朝廷班子如何给力等等。这么些事绝对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在这种题目设定之下也不算是跑题。而且也不能算是脱离现实，毕竟大宋如今确实是一派欣荣之相。
另一种角度则很刺激了，那便是从整个大宋的格局谈论兴衰，撕开温情脉脉的表象来看到实质。那将是一种血淋淋的拿着刀子剖开肉的写法。那其实也是这道题目的精髓和引战的点。但这么写后果难以预料，搞不好便会毁了这场科举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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