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三世对两人的看法，表示了赞同。
尤其是在关税问题上的看法，更是倾向于大顺如果真能做到控制东方商品一家垄断，从而确保各国按照销售额分配关税的话，那么他相当赞同这种贸易模式。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大顺谈“以史为鉴”的。
英国也一样谈。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谈更近的史。
毕竟欧洲并不是一个稳态的社会，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相差太大，或者说生产力水平相差太大，社会结构也截然不同。太过久远的历史做镜子的话，难免像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铜镜，怕是鉴不出什么。
而以更近一些的历史，乔治三世对于收税问题，确实是有些心有余季。
当初导致沃波尔被众人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沃波尔要加消费税、降土地税。
又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之所限、英国四面都是大海走私如同冬天的泥墙一样透风。
由是引出了叫整个英国都非常讨厌的《搜查法》。
以及导致“城堡学说”大行其道的反弹，抗议这种拿着搜查令去家里搜查走私品的法令。
这件事，不是简单的所谓抗税问题，也不知是个简单的走私贩子反抗的问题。
而是本身英国的重商主义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英国人民，也包括爱尔兰人民、苏格兰人民、北美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是有道理的。
而之后，33年《糖蜜法》的失败，也就是实行了二十年，基本没收上来钱的现实，更是让乔治三世对于征税问题很是头疼。
简单来说，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不足、缉私手段不够、加上英国过于严重的重商主义导致走私利润太大。
是以，只能导致英国倾向于在生产端征税。
历史上导致了爱国者党的乔治·格伦维尔被哄笑的《苹果酒法桉》，也是这个问题的延伸——在销售端、运输端征税，是做不到的。那么只能琢磨着在生产端征税，也就极大地激化了矛盾。
这种矛盾必然被激化，你想征收酒税，又控制不住销售和运输，结果谁种苹果就跑谁家里征税去，这不扯犊子吗？
而生产端征税，更是让英国的一些产业，弄出了诸多奇葩的技术变革。
比如玻璃税，是在生产端征收的，而且是按照重量征收的。
于是英国的玻璃产业，开始出现了“夹空”技术，降低了玻璃的重量。
这种在生产端征税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实现？
能。
比如大顺盐政改革之后的两淮盐、川井盐，就是标准的生产端征税。
但这个前提，是扶植大企业、扼死手工业，通过大企业的高效率、低价格、集约化，上马蒸汽机、大晒盐池等新技术，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全国垄断托拉斯”的机构，然后便可直接在生产端征税，同时又依靠高效率和集约化生产使得产品价格并不比之前高。
然而英国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以《糖蜜法》为例，想要解决，怎么解决？
汉密尔顿给出了解决方桉，以暴力手段和税收调控，逼死小作坊，壮大大工场，利用大工场的效率，确保在征税后依旧对小作坊形成碾压式的价格优势，形成几家大头，然后即可降低征税成本，在这几家大头征税即可。
这是纯粹技术上的低成本征税方桉，要与此时的行政能力、缉私技术水平相适应。
但现在，英国是做不到的。
新英格兰地区大大小小的酿酒作坊，雨后春笋一般，依托着北美、中美、加勒比、西非的市场，不断壮大。
英国既不敢征税，也无力征税，因为征税意味着反抗。
而此时的行政效率和技术水平，也决定了，要么搞东印度公司这种东西、要么在生产端征税、要么就是如窗户税土地税一般给不动产征税。
比如窗户税，房子盖好了，你总不能把窗户隐藏起来。
而在外面查窗户，又可以减少矛盾——城堡学说的存在，使得在大街上不进门就查窗户征税的行为，英国人的容忍度一般来说更高一些。毕竟查窗户不用非得进屋查。
这种情况下，大顺提出了类似于“代收关税”的行为，无疑在乔治三世听来是一种可行的、靠谱的、不扯犊子、可以实现的好办法。
这种办法，如果把茶叶棉布等，视作“每年六七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定时刷新”的生产，那么这就可以视作一种高效的在生产端征税的模式。
至于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自由贸易”……
这个，首先要定义一下什么叫“自由贸易”。
不过，就算再怎么定义，这玩意儿与其说是“自由贸易”，倒不如说这就是个畸形的、尹里奇说的那种【国际垄断卡特尔】。
以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国际垄断卡特尔，1884年世界钢轨卡特尔来做对照。
1884的钢轨卡特尔，是因为生产相对过剩，各国坐下来谈一谈，最终确定英66%、德27%、比利时7%。
而现在大顺搞得这玩意儿，确实就像是个畸形的卡特尔。
以茶叶为例。
原本是各国东印度公司无序竞争，各国的走私茶到处乱跑。
而现在，大顺直接垄断了茶叶的生产运输环节。
在阿姆斯特丹刷新之后，全欧洲统一标准到岸价，其价格包含了统一的关税。
比如说，每磅征税3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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