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日本有雄心野心甚至复仇之心，就怕日本躺平等死。
真要是躺平等死，来混不吝的手段，强化《节俭令》、强化禁民间戴金银、严令武士要安贫乐道不要穿丝用瓷，继续用旧有的统治方法来继续统治，深化社会死气，那大顺这边就只能再打一遍。
但只要不躺平等死，就绕不过一个问题。
钱。
就刘钰去江户送地瓜之前，连削弱诸藩的参觐交代都停了的财政情况，真就是除了当买办之外，再没有别的来钱方法。
腐朽的满清可以搞十三行，垄断对欧洲的出口贸易，顶着火绳燧发的半代代差，从巴尔喀什湖打到尼泊尔再到缅甸。不是所谓武德充沛，唯能氪金、且几十年能氪得起十一二亿两而已。
日本可没有能大宗出口的东西。八十年前短暂的瓷器雄起，不过是因为明末大乱，欧洲人在中原拿不到货，恰好丰臣秀吉在朝鲜战场上抢了一些瓷器工匠。
既不能靠出口挣钱，那就只能选择靠进口挣钱。
刘钰好心好意地给了百分之六的关税，可不是大发善心，而是让幕府有动力扩大进口。反正穿得起丝绸的，也不差这百分之六的税。等着日后机器纺织业发展起来了，需要扩大日本百姓市场的时候，再打一顿要求降关税就是了。
德川吉宗就知道刘钰没安好心，看刘钰写的“岂不美哉”，心道金银这么无用，你怎么像是苍蝇见了血似的？你大顺怎么不把金银都送人，岂不美哉？
但现在也正是前有狼、后有虎。
就刘钰这副一脸求财的模样，德川吉宗确信刘钰还有半句话没说。
幕府要是搞节俭令，那大顺就可以换个幕府，大顺自己搞征服可能有点麻烦，武士怕被四民平等、取消特权，一定会拼死抵抗；但从伊达氏到毛利氏再到锅岛氏，扶植一个新幕府难度还是不大的，满打满算三四万有大规模野战能力的旗本，打一场萩城之战规模的野战，德川幕府自己就会崩解。
不改吧，慢慢等死。
改吧，好像刘钰给出的办法，真的是唯一可行的。前提是幕府仍旧统治，要不然办法倒是挺多的，不止这一个。
德川吉宗已经吃过甘薯救荒和铸币改革的大亏了，现在真的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细细琢磨了一下刘钰给出的思路，好像也的确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每年的关税、特许专营、硫磺铜料专卖等，能给幕府新增三四百万两的收入，确实可以养得起一支一两万人的正兵之外的奇兵、也可以在德川直辖领的核心地区开办一些学堂。
别的选择都不现实，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此时还没有展示出足以让日本震惊的实力，而且在这么多年的锁国惯性之下，只能学西洋之器，绝对不可能学西洋之道。
汉学在日本本就有很广泛的基础，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亚文化和衍生文化，上上下下儒生并不缺。而且基本上也跟得上时代的主流，大顺这边全面反思朱子学、日本这边也开始出现了古儒一系。
不过，这件事对整个日本、整个德川幕府的统治而言，却也有一些让德川吉宗犹疑不决的地方。
“刘君为中华之人，却不懂儒家大义，亦不知名教之德。”
“宋时，苏子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贵国之大儒顾炎武，亦曾有著作流传长崎。以其所言，以为宋之亡天下，实亡于王荆公变法。若如青苗法等害民之法，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
“然荆公变法后，人心趋利而忘义，这正是宋亡天下的根本。这不像是害民的青苗法，知道有害可以一日废除。这种趋利忘义、结党言利的风气，为祸百年而不知。”
“《小雅·角弓》言：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猴子爬树不用教，自己就会爬。可王荆公动辄谈钱、谈利，这却是在教天下的‘猴子’爬树，让天下士、民，都趋利忘义。”
“刘君既叫我于日本广播朱子之学，却又叫我鼓励奢靡消费；叫我办学求贤而奖儒生，却又叫我不准武士安贫乐道。这何异于南辕而北辙？”
“幕府求利，这难道不是让日本的风气‘教猱升木’吗？若不成，日本之风气为之一变……届时便无有退路。”
“若不行之法术，不成，还可以退回武家法度；行此法术，风气一变，退而不能。”
“刘君这是刨根之术，唯可进，而不得退。”
刘钰看罢，盯着那句“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心道你自己信吗？
无非是担心事情不成，武家制度崩溃，又没有完成统一削藩的大业，以至于退路都没有了。
这就是标准的干大事而惜身，老琢磨着留退路，可现在不是你想退就能退、想不往前走就不往前走的。
真要是大搞节俭令之类，收拾完南洋的荷兰人，一看日本这边的贸易量没有巨额增长，肯定还得再打一顿，那时候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这又何必呢？
不搞节俭令，不用行政手段控制贸易量，那武家制度必然崩解。
心道反正由着你折腾，真想折腾，不折腾个几十年，两三代人，是折腾不明白的。两三代人之后，时代早就变了，到时候大顺的工业，就巴不得去掉武士阶层，有个更广阔的日本底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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