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春月，各家权贵都忙得不可开交。大年初一是自家人祭祖庆祝，从大年初二开始，亲朋好友们就要轮流上门拜年了。除了像焦家这样，身有两重重孝的人家，不能出门拜年，也不接待拜年的客人以外，一般初二走近亲，初三姑奶奶回娘家，好友、门生等上门拜访，初四、初五开始吃春酒宴宾客，过了初五人日，也有人借着春月办喜事的，因是大节下，各家女眷都能可了劲儿打扮，就连一般没出嫁的姑娘，这时都可以梳着稍微复杂一些的发型，戴上稍微更名贵一些的首饰，和手帕交争奇斗艳。宫中妃嫔们，往往也在春月里往外赏赐东西，这就又成了一番热闹。
今年的热闹，却要比往年都微妙了几分。那些在江南有关系、有人脉，甚至本身老家就在江南的官员们，或是激动、或是忧虑、或是兴奋甚至还有一听大喜的，他们已遗忘了春月的惯例，还没过初三呢，便聚在一起，暗自交换起了江南的消息。
当然，鸾台会也没有闲着，权世仁虽然人在广州，但苏杭鱼米之地，又是如今杨首辅的发家地，同和堂在当地不可能没有分号。同和堂所在的地方，鸾台会还会远吗？出了这样大事，他们自然也要往上送消息，再综合鸾台会于京城各武将勋贵人家的卧底发回来的消息，还有燕云卫里那若有若无的残存力量送回的信息，虽说蕙娘因为身上带孝的关系，并没有参与应酬，而良国公府对此事的态度也颇为漠然，但她跟在良国公同云管事身边，反而对整件事的规模和损害，有了比别人更为具体的了解。
苏杭一带，这回是真的闹出大事了。
若要追根溯源，则此次动乱，从半年前就已经有了一点苗头。这些织工都是江南本地出身，因为种种原因，或是不能、或是不愿从地里刨食，因此才来从事纺织行业。现在大秦对外开埠，松江衣被天下，苏杭丝绸有多少都卖得掉。前些年在织厂做工，比务农赚得多了，可随着新式织机的推广，织厂大受影响，第一批被淘汰的，就是新开办织厂中的不熟练工人。而这些人因没了家业，往往沦为流民，流民多了，社会便不安定，正好朝廷要开发西北，于是这些流民们，便成为了强制迁徙的对象，到了西北，朝廷有地给他们种，只收些利息银子，对于老实本分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但这些织工做惯了细活，哪里还吃得消回去种地？再说西北苦寒，江南富庶。孰优孰劣岂非一目了然？他们不能公然反抗朝廷的政策，只好千方百计地回避着锁拿他们的衙役。如此一来，便渐渐有了组织，能够守望相助，一道‘跑壮丁’。
人多了，就有了造反的勇气，这些织工最恨的还不是朝廷，而是织厂雇主，这些见钱眼开的商人，曾经鼓动他们放弃自己的职业和田地，投身进来做工，又在新型机器被发明了以后，立刻将他们赶出工厂，有些连工钱都没结算清楚。他们本已经一无所有，当得知朝廷在开春之后又要清扫、梳理江南，把流民强制迁徙到西北以后，便怀着‘吾与汝偕亡’的心理，目标明确地直奔从前的雇主而去。这一次，这些小织厂的主人，十有八九是肝脑涂地，陪着他们买下的新式机器一道葬身火海。他们的家人，有痛失一切，家财焚尽的，有受池鱼之殃，或是丧命或是伤残，或是被侮辱后自尽的，也有侥幸保得平安，只是散尽了家产打发工人们的。对于富庶的江南来说，这已经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动乱了。
但这还不算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些雇主的邻居们，有不少被火灾波及，有些村镇，防火做得不好的，甚至全村都被烧没了。这么大的动静，这么多的难民，府衙不能不管，总督为之震动，亲自督兵平叛不说，还从广东借调两支队伍北上，镇压闹事刁民。这么一来，本已被渐渐抚平的民愤更加沸腾，做下如此泼天大案，大部分人都明白自己不能活命了，既然如此，那便闹个痛快。
就蕙娘所知，白莲教、无生教在台面下也没少添乱，这么多方推动之下，腊月十七日，苏州城的总督府都被围住了，数百乱民冲击府门，若非府中戒备森严，总督府几乎都要被攻破。所幸数日后广州增兵到了，结合江南一带原本留守的少许驻兵，总算是渐渐稳定住了局势。现在苏州基本是平静下来了，可这股子乱民还没控制住，他们是最熟悉当地地理的，一个转身，又化为了最老实不过的住民，衙门急切间也不能将他们全辨认出来。因此，整件事还不能算是完全平息。
江南是什么地方，总督府都被围困了，京里不收到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件事，要捂肯定是捂不住的，一定得往上报。而往上报时怎么说，那可就有讲究了。因现在衙门封印，正常的奏折是不被传递的，只有紧要军情折子能不受此限，但这事又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军情，所以江南总督府还保持了沉默，可已有些旧党官员按捺不住，运用自己的种种渠道，开始试图往上头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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